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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资讯2020/4/16 14:21:38
罗岚清晰地记得，她开始出现明显新冠肺炎感染症状是10天前的4月5日晚，她在高烧40.5度、濒临虚脱的状态下，拨打了俄罗斯医疗急救电话，医生上门只是帮她打了一针退烧针。
打完退烧针的第二天，罗岚再次高烧38.5度，儿子也开始发烧，但母子俩不敢贸然前往医院，只能寄希望于医疗急救。再次上门的医生还是只注射了退烧针，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核酸检测和药物。
缺医少药又求助无门，罗岚只好继续在家扛着。“有4天里体温都在40度左右。不知道这10天是怎么熬过来的。”罗岚向记者哭诉，那几天陪伴她的只有孤独、无助和恐惧。
就在罗岚发烧的4月5日同一天，紧邻俄罗斯的黑龙江省绥芬河市新增20例确诊病例，超过全国当天新增境外输入病例（38例）的一半。随后4月8日武汉迎来解封，绥芬河的所有小区却开始了封闭式管理。
接踵而至的一切让外界意识到俄罗斯的疫情形势变得严峻。事实也的确如此。从4月1日开始，俄罗斯确诊感染人数两周增长近10倍。截至当地时间4月15日24时，俄罗斯累计确诊24490例，死亡198例。
一时间大批俄罗斯华人蜂拥回国，罗岚也做此打算，但因身体虚弱无法舟车劳顿只好作罢。“我后来打电话给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使馆的人送了我4盒抗病毒的中成药和一些消毒水。”
使馆派发的“健康包”
罗岚回忆称，她拨打了急救电话，医生上门后只用听诊器听了听肺部，注射了退烧针。她要求做核酸检测并拍肺部CT，但医生并没有安排联系医院，只为其提取了鼻腔和口腔样本，后来结果如何至今杳无音讯。
“第二天又来了一位儿科医生，为孩子开了一张药方，让我们自己去药店买点药吃。”罗岚不解，“我们显然已经感染了，竟然还让自己出门买药。”
罗岚回忆感染前的轨迹称，她只在3月28日去过商场，搭乘过地铁，此后便没再出门。“我的住处距离疫情高发区莫斯科柳布利诺大市场只有一站地铁的距离，也许是路途中被感染。”
为了保护儿子，罗岚一直和儿子保持距离，在家也始终戴着口罩。“儿子的症状比我轻，这些天只能靠他照顾我，几乎没怎么吃饭。孩子不会做，煮点粥就当一顿饭。”
4月12日，罗岚体温重回正常范围，精神也开始恢复，她感觉自己挺过来了，之前最艰难的时候她甚至无法下床，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那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很绝望的感觉，只能听天由命，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家诊所里，医生正准备为一名病人做检查
两年前，由于15岁的儿子来俄罗斯读书，罗岚也一同到俄罗斯陪读。时隔不久家中却遭逢重大变故——去年6月罗岚的爱人因病去世。罗岚说：“感染后最脆弱和害怕的那一刻，是想到孩子已经没有父亲了，不能再没有妈妈。”
重新“活过来”后，罗岚发现自己丧失了嗅觉和大部分的味觉，“连洋葱、大蒜和酒精的味道都闻不到了。”儿子也同样如此。罗岚不知道这是不是后遗症，也不知道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现在虽然不发烧了，但一直咳嗽，经常伴着浓痰和血丝，说几句话就会很累。”
罗岚至今也没有得到检查和确诊，“也许是莫斯科医疗资源非常紧张，连上门的医生都没穿防护服，甚至戴的口罩都不是N95；也许是他们认为我还没到无法呼吸的那一步，无需收治。”罗岚现在只希望能够做正规检查，了解身体状况，对症下药。“这样精神上也觉得会有个依靠，什么都没有，让你干熬着，才真是煎熬。”
“现在理解了那些跑回国内的人的心态。独在异国他乡，得了病得不到治疗，真的太无助，身在国内的人没法理解。”
在俄罗斯经商的华人
4月初开始，来自俄罗斯的输入病例迅速增长，俄罗斯成为中国境外输入病例的主要来源。其中大部分病例与生活在莫斯科柳布利诺市场和萨达沃市场的中国商人有关，他们在俄罗斯从事小商品批发生意，一部分人在俄罗斯疫情暴发后匆匆回国。
在柳布利诺市场工作的华人李晓飞告诉记者，最开始中国疫情暴发后，俄罗斯防控很严。“我们从一月底就开始做防护，在办公室里都戴上口罩，买了很多酒精和消毒用品，市场管理方也对从国内过来的人实施隔离十四天的限制。”
李晓飞认为，最开始防控做的很到位，但问题出在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放松了警惕，例如意大利，“二、三月俄罗斯放了几次假，很多俄罗斯人去欧洲度假，导致局面失控。”
俄罗斯人的习惯同样是病人戴口罩，健康的人无需戴口罩，“很多华商卖货时为了怕客户反感选择不戴口罩，这带来了很大风险。”李晓飞称，柳布利诺市场3月27日忽然通知放假，很多华商只好陆续回国，但当时已经有人被感染了。
为了防止疫情传播，目前柳布利诺市场和萨达沃市场均已被关闭。随着隔离措施越来越严格，回国航班越来越少，一些华人就留了下来，他们一部分住在柳布利诺市场的宾馆里。“所谓宾馆实则类似于交了押金的长租房，住的大部分是来俄经商的华人，为了便利就住在这里。一般六个人左右一个房间。由于最近市场上的生意不好做，疫情发生后更加惨淡，宾馆已经走了很多住户，空了不少房间。”李晓飞称。
无法回国，很多留在莫斯科的华人开始自查自救。一些轻症感染者在家中自行吃药观察，很多人还在等待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放的“健康包”。“健康包”包含两盒连花清瘟胶囊、一包一次性医用口罩、冠状病毒预防绘本手册和两个中草药防疫香囊。
住在莫斯科的徐静一直想要“健康包”，他在4月3日出现轻度感染症状，低烧、咳嗽几日后靠吃药自愈。徐静告诉记者，由于担心医院内交叉感染，他一直不敢去医院检查，所幸现在大部分症状都已消失，只是同样失去了嗅觉。“我想要一份‘健康包’，有药物在手起码会安心一些，万一发展严重了再吃药就晚了。”
李晓飞说，“一些住在柳布利诺市场宾馆的人还没有收到‘健康包’，他们还在等待。很多住在民宅的华人也反馈还没收到。民宅居住得比较分散，或许不方便派发，邮寄的成本又太高。”
4月10日，莫斯科一家医院门口救护车排起长队
中国大使馆相关人士表示，“由于’健康包’数量有限，很难做到全员覆盖，因此优先保障一部分人，例如集中居住或已经确诊和出现症状的人。但‘健康包’还会继续发放。”
当然，不少在俄华人也明白，目前针对新冠病毒并没有特效药，只能靠免疫力去对抗。最关键在于放平心态，提高自身免疫力。
4月10日，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从莫斯科飞往上海的航班上有60人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飞机上有许多在俄经商的华人；4月12日中国出现疫情发生以来新增境外输入病例单日最高，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98例中的90%来自俄罗斯；4月14日绥芬河市再增79例境外输入病例，全部经俄罗斯由绥芬河口岸入境。
绥芬河市紧邻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这个小城市一时间因为接连出现输入病例备受关注。4月7日前，绥芬河口岸是当时中俄间唯一仍开放的陆路口岸，很多在俄华人乘坐飞机由莫斯科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再乘车抵达绥芬河，经陆路口岸回到中国。
绥芬河-波格拉尼奇内公路口岸旅检通道已经于4月7日完全关闭，对于通道关闭后仍有新增输入确诊病例的情况，绥芬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王永平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称，这是由于部分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患者，部分疑似病例转化为确诊病例，还有一部分正在集中隔离的人员出现病症后确诊。
出现大量来自俄罗斯的输入病例意味着俄罗斯的疫情形势也已经变得严峻。俄罗斯4月15日当天确诊了3388例新增病例，是迄今为止单日新增病例的最高纪录。
俄罗斯新增的确诊病例绝大部分集中在过去一周内，首都莫斯科也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地方，确诊病例中超过一半都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医疗卫生系统也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莫斯科副市长拉科娃表示，莫斯科的医院和救护车承载量已经达到极限。莫斯科还面临病床严重短缺的情况，目前莫斯科已经加紧建设方舱医院，将于4月末启用。并且将对24家医院进行改造，让病床总数达到21000张，容纳更多患者。
俄罗斯医护人员正在收治病人
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3月24日警告称，俄罗斯的实际病患人数比官方数字“大得多”，因为许多从欧洲重灾区国家返回的人没有经过检测。俄罗斯全国各地的医生和护士也通过媒体抱怨缺乏个人防护装备。
据路透社4月11日报道，数十辆救护车在莫斯科郊外一家医院外排成长队，等待卸下新冠肺炎患者。一名救护车司机表示，他在医院外等了15小时，才把一名疑似患者送进医院。
4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一改往日的乐观态度，警告称：“俄罗斯的疫情形势每天都在变化，而且是在向坏的方向发展。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和许多大城市面临的风险都很大。”
俄罗斯病毒学专家科诺瓦洛夫表示，俄罗斯感染人数激增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并不严格遵守居家隔离规定。一些俄罗斯人不顾禁令，继续不戴口罩上街、野外烧烤，给防疫工作造成压力。
目前，俄罗斯全国将带薪假期延长至4月30日，以鼓励市民待在家中。除了莫斯科，俄罗斯大部分地区都关闭了餐馆、购物中心、电影院、健身房和其他非必要的公共场所。
俄罗斯的医护人员
4月15日起，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居民乘坐个人或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时须申请数字通行证。凭通行证可乘坐私人汽车、公共交通工具或出租车出行。但执行首日，莫斯科的地铁站外面就因检查通行证排起长队，并发生严重交通拥堵，这引发了人们对病毒可能进一步传播的担忧。
俄罗斯联邦生物医学署长斯科沃尔佐娃称，俄罗斯疫情尚未达到峰值，登顶还需较长时间，预计6月中上旬之前一直会是高峰期，而降下来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
(应采访对象要求，罗岚、李晓飞和徐静为化名）
莫斯科医院前救护车排起长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