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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纵览2019/11/14 14:04:41
1943年，延安秧歌运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获得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政权建设时期，使其有机会系统总结中央苏区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治理经验，并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形成了以法制和民主为特色的，机制与文化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新路。
公道法制是必要基础
良善的社会治理需要有一套制度作为基础，而公平、正义则应是社会制度内在的最重要价值。延安时期，党总结了苏区时期的经验，创造了以“抗日民主制”为核心的新型法制体系，充分照顾到积极抗日的各阶层的利益，在广泛的社会层面实现了公平正义。
法制的公平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土地租佃条例》中，号召地主严格遵守法令，减租减息，同时防止佃户方面“不愿交租，或者明减暗送，或者要求一减再减”等倾向；在规范借贷的法律中，既限制过高利息，减轻劳动人民的债务负担，又保障合法债务契约的履行；在劳动法中，既提高工人工资待遇，也注意提高生产效率，保障企业主的适当利润。在先后制定的多个征粮条例中，更是反复申述“使人民负担公平合理”。法律制度上的“公道”，构成良善治理的前提与基础。
社会团体是组织力量
发起多种多样的社会组织，辅助社会动员和治理，推动法律制度实施，是中国共产党自苏区以来形成的重要经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社会组织辅助社会治理的经验更为成熟，在抗日救国的总目标下，成立有救亡、文化、宗教，以及工农学商等各类社会团体及组织50余个。
为了发展生产，在农村地区建立起“互助组”，实行集体生产劳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工商业中，建立起各种“合作社”，通过一系列章程，有效地实现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组织化，优化了人力物力配置，也方便了社员之间的消费流通，改善了人民生活。为了应对灾荒，边区政府领导群众设立“义仓”，组建义仓管理委员会，以积谷备荒的群众互济组织形式，在平收和丰收年陆续存粮，准备歉收和荒年时调剂粮食，免除群众恐慌。为了禁毒戒烟，陕甘宁边区让有烟瘾者参与生产劳动，通过社会团体组织群众运动，以村民大会、市民大会等形式，甚至发动妇女、儿童等做劝诫运动，取得了很大效果。
协商民主成为中心机制
民主是延安时期的核心话语，也成为优化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延安时期实行“抗日民主制”，在团结抗战的主旨下，实现了对社会各阶层更广泛的代表性。“三三制”实行以后，更多群体实现了政治参与，以民主协商优化了社会治理。
在征粮中，发扬民主是最重要的经验，前期调查中由干部、参议员、群众等组成民主的“征粮评议会”，确保调查材料的公正，较好地协调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运用民主协商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社会纠纷。各根据地虽然都建有司法机关，但并未单纯依靠司法解决社会纠纷。在陕甘宁之关中分区，“县上要成立调解委员会，由抗联会主任、一科长、审判员、劳动英雄和有威望的人士当委员”。通过社会有声望的人士主持调解，较好地化解了纠纷。将民主协商的方式引入社会治理，很好地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实现了公共事务决策中的上下互动，使党的社会政策更有说服力，进而得到民众发自内心的真诚拥护。
文化建设成为辅助条件
延安时期的社会治理，不仅有正式性的法律制度以及政治化的社团与民主，还创造性地通过文化这一柔性方式辅助社会治理。
这其中，作为大众化文化教育的“冬学”成为重要的治理方式，在实践中有助于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展现新时代的秧歌舞、秧歌剧也成为治理的重要方式。在关中分区，新秧歌剧成功促进了“二流子”改造。白塬村的一个“二流子”转变得不算很好，只计划开八亩地，剧团把他的事编在戏里，但把他写得比较好些，他看了后回去就把生产计划改为二十八亩，说：“再不多开荒，不但对不起政府，也对不起剧团。”
文化教育的引入，成为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一个新创造，无论是反对巫神、破除迷信，还是改革“缠足”旧习，抑或是对“二流子”的改造，这一诉诸情感、心理的方式，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效用，被西方学者裴宜理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或社会治理的“情感模式”，它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人心的“改造”，进而在更深层次上实现了社会治理的目标。
